第一件：一个原则的争论在继续，有人说我转移了要点，把定理搞成了原则，这使“用户永远是正确的”可以接受起来。我不赞成这种观点，一，在这里我认为，原则的位阶是高于定理的，如果连定理的“读者永远是正确的”都不能接受，原则的也就更谈不上了，怎么会就可以接受起来？二，原则的接受是用以指导图书馆实践的，空谈理论、止于理论比反对者更有不如。

      第二件：在威海分校读书的外甥是28号过来的，要早返校准备计算机等级考三级，在我这玩了两天。想想也挺对不起孩子的，我这人太闷，也没有带孩子出去玩。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孩子的，喜欢看他坐在旁边给我讲“电脑知识”，这样能够展示他的成长与快乐。当然，内子喜欢他的方式就与我大大的不同。在31号送孩子走的时候，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一只手是点心和小吃，一只手是水果，蛮沉蛮沉的。内子说，这是穷家富路，其实从济南到威海也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

      第三件：从5号起就开始上班了，一个同事对我的评价是，你好像一个假期捂白了点，另一个最后几天值班的评价则是，你终于来了。 呵呵。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总比一个人穷呆着强，这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证明。据说，这种一开学一放假就兴奋，一在家呆时间长就萎靡的人还挺多。

       第四件：这个学期课比上学期要多一点，虽然如此，也只不过有法学院的一个大班和一堂公选课而已。不幸的是，公选课排在了晚上，看样子三十几个课时，十几个埋怨总要有了。

       第五件：雪儿的希望工程也开始了，她很激动。但愿不只有我一个响应者。

      去年曾因司书神“长恩”被云南一位学者利用平面媒体批做“返魅”（参考胡立耘  图书馆“返魅”断想  图书馆杂志 2007年第2期），当时没做任何回应，一是已经有了图林前辈的前沿解读，二是自己确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知从何时起，对待批评开始有一种失语的感觉。难道时间使人变老的同时，也能温暖愤青情绪？呵呵，在无法摆脱这种倒霉地情绪之前，感觉不堪一击之时，最好的做法还是封咪。否则，即使作为谦卑的学习者，也总觉得无所适从。

      拜批评者所赐，我又做了一回不及格的学生。换而言之，重做学生也是拜“读者永远是正确的”所赐，这个用一本书也没有将争论平息下来的原则惠及图林，同时也使许多信仰者很受伤。这一原则的反对派斗士们好像也有意依此扬名，字刀笔剑，隆隆难绝。

      很喜欢一个词叫“音声相和”，喜欢它所表达出来的相互映衬的那种趣味。试想一下，如果用萨克斯来伴京韵打豉，给你的感觉会多差，因此适当的音要配适当的声，否则就有点乱套。一个理论也总要配合适的欣赏甚至研究者。非常逼着一个人去喜欢什么，破坏了“和”美不说，也实在没有多少必要。

      我相信，任何人在面对批评的时候，或多或少总能凝聚起一起勇气和斗志，但未必所有人都能处理得详略得当。人最大的不足在于，常常对别人接受自己抱太大的希望，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小的破绽，这种“希望”会使本体变得脆弱。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最终打败自己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已本身。

      在一些事情说不通的时候，放弃其实也是种不错的方法。只要不丢了自己，什么都好说。

    在飞过雪季的博客上，有这么一则特殊声明：本站的诗与画版权声明保留，即均不允许以任何形式的复制、转载等。如果只是写到这里，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声明，但文章接着写道：

      除非您在：转用我的一幅画（一首诗）的同时捐一元钱以上给希望工程或灾区（以票据为准）或以一百元上的价格购买我的一幅画，同时以我和你的名义将此款项捐给希望工程或灾区（以票据为准）。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除外条款。

      声明的作者是个孩子，她说，这是她一个人的希望工程

      张丹红女士的知名度随着张丹红事件的热炒水涨船高，我想不管是对当事者张丹红女士本人还是对人民大众这并不是主要的，人们更关注的是张丹红女士的说话的权利。

      在封建制度下，因言获罪且罪在不恕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接下来的民主制度给因言获罪的规定挖了陷阱，同时承袭了社会的进步，言论自由并因此成为民主社会最典型的标识之一。

      民主社会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真正拥有了说话的权利。在我们的周围，仍然有无耻的官僚因为有人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就胆大妄为的跨省抓人；为了掩盖令人发指的罪行而数次将的受害人抓回，毒打甚至杀害。可见，这些官僚害怕别人说话、说真话，为了他们自己，想尽千方百计去非法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利，从而制造了人间奇冤。可见，在民主制度下，普通大众说话的权利一旦被剥夺，民主建设就成为一句空话。

       近年来，中国在保障说话权利方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从“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厦门PX项目到北京奥运“示威区”的设立，我们看到的都是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是逐步展现出来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尽管早就德国一些电台和电视台喜欢歪曲事实的劣行有所耳闻，在获悉张丹红女士事件时还是感觉到有些惊讶。在此声明，我并不相信某些民主人士的所谓民主，因为在他们有眼中，和中国的某些官僚的理解一样，民主就是利已或民主就是歪曲。我惊讶的是德国一些自诩很民主的民主人士却连最基本的民主，让人有说话的权利都剥夺了，这是这些人民主素养的败笔，还是他们脱离了民主，在用民主狂打自己的耳光呢？

      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愿望，让他们拥有足够的说话的权利，任何部门、机构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具体到图书馆活动中，读者说话的权利是读者权利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坚持读者权利那你就得让读者说话，以任何形式轻视读者的说话或剥夺他说话的权利都是反动（反历史而动）的。

      现实困难是，这句话说说好听，做到却并不容易。

      这是个对读者而言有些“感觉不妙”的话题。在图书馆活动需要一个合法性前提的时候，我们才想到了读者权利，并且试图用这种权利去说法图书馆存在的世俗合法性。

      和读者强势的假设完全相反，在读者权利的模式下，在信息资源的把握和获取上，和图书馆的相关权力相比，读者是个完全的弱势群体，即使“永远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弥补他的这种弱势。

       在图书馆学研究者看来，读者权利是一种基于利它思维的竞争术，读者的信息资源的弱势导致了他的对立面----图书馆权力的强势，为了平衡，“读者是永远正确的”原则应运而生。

      读者权利的设定永远摆脱它的功利性目的，它外观上是以读者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实际上它是在为图书馆的权力寻求一种合法性来源。

      这种“迂迴”式的操作手法来源于“违宪审查权”的产生过程。

      有些图书馆人反对“读者是永远正确的”，原因是这个原则太利它了，而对自己不利。他们的疑问是：如果读者是永远正确的话，那图书馆员的权利又该居于何处？

      这种疑问看起来是多么合情合理，作为图书馆人，我们不能不对这种想法充满理解和同情----一个人在本我受到了别人攻击时总要回击，自我保护是一种自发的“本能”行为。

      显然，如果作为一种工作甚至是一个学说的基础，这种基于“利已”的理论容易引起相对方的愤怒，因此生命力往往非常脆弱。不管是在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中，自证无法取得他人的共鸣几乎是一种共识。

      所以一些公益性质的行业或者学说，总是建立在利它的基础之上的。法学从一定意义业说，是当事人利益保护的学说，行政管理学，则是公民权利保护的学说，图书馆学同样也应该是这样，图书馆学的学说或理论基础应该是读者权利保护的学说，而其它图书馆学的分只理论包括图学原理和目录、分类等学说，应该且只能建立在为读者服务的基础上。

     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利它理论，不知不觉就会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并进一步取得胜利。这在古代说客和谋士的成功凡例中一次又一次的得到印证，并一次又一次的被当成一种非常有效的竞争术。 

      《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创造过高收视率，我想一是因为剧情编排的好，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二是因为，故事里讲述的乔致庸“汇通天下”的目标和理想打动了人心。

      人们总是喜欢英雄而讨厌懦夫，对理想主义者给予更多的宽容，而对实用主义者则嗤之以鼻。喜欢做不到的事情，而对容易做到的则充满轻视。 在真实的生活中，他也许对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倾尽全力，但对理想主义者的偏爱，却总是其乐融融。

      在现实生活中，有乔致庸这样理想的人也许是存在的，但如电视剧所表述的，有那么重的理想主义情怀且一直努力去做的，却并不多见。也许，对电视剧而言，乔致庸只是和数年前的《一代廉吏于成龙》一样，只是编剧为了故事的引人入胜而根据人们的需要倾向而设置的一个虚拟的理想主义者。

      在各行各业中，这种虚拟的理想主义者都存在。以图林为例，“读者是永远正确的”原则的信仰者，就常被看做秉承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并被进一步看做是虚拟的理想主义者。  

      在我看来，这些虚拟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有些冤枉。  

     读者中心论或者是读者上帝，读者第一等论点有一个共同的不足，那就是它们都将读者看成了信息服务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些论调为图书馆权力侵犯读者权利创下了理论基础，道理很简单，读者据于中心地位，那周围是什么呢，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这就使信息服务陷入了一种矛盾或两难的境地，它不可能有两个指引目标或方向。而在读者中心论的设计下，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往往要在读者和图书馆（甚至是图书馆员）之间进行取舍，基于图书馆在信息资源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后者往往是是最后胜利者。

       其实，信息服务的其它原则都是可以讨论的，唯独“读者是永远正确的”，不容任何置疑。

      不是第一次看到诸如文献检索课的尴尬，参考咨询的萎缩，定题服务的落寞的描述，很难明白观点的作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必然不了解参考咨询的工作现状。

      电子信息资源的增多，在方便了读者信息资源获取的同时，加大了读者信息获取的门槛，降低信息门槛的这些工作谁来做？大批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不再到馆接受服务，仅仅希望在网上获取帮助，这些工作谁来做？随着国家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的越来越规范，更多的人需要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文献性评价，这些工作谁来做。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参考咨询。

      高校每年要有上百万学生的新生入校，同时全国亦有上亿的年轻人长成信息资源的需要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需要检索技术的帮助。有所求，有所教，文献检索的尴尬在那里，在于信息需要者的信息需求，还是在于检索技巧提供者的教学？

      如果说同传统参考咨询工作相比，参考咨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完成新增加的这些工作，那么参考咨询难道真的有机会萎缩？

      目前，国内外的一些高水平图书馆，参考咨询都被认为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直接参与与经营者，它应该是最忙碌、内容最丰富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他需要服务提供者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同时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并具有一定的敬业精神。因此，那一个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如果真的萎缩了，找找自己的原因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

      研究读者权利既然离不开“读者是永远正确的”原则，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一原则牵扯到的几个问题搞清楚，尽管搞清楚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容易。

      关于读者。在这一原则里面，读者是个虚拟的范畴，它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个事例，它更多的用来表示群体属性。这里的读者是特指，既只有利用图书馆获取知识的才是读者，获取的过程常伴随智力活动。仅以使用图书馆的物理内外观为目的的人，例如解决生理问题的人不是读者。这种理解类似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的“人民”。对于这一点，河边先生有更加精确的说明。

      关于是判断和永远。是判断在所有的逻辑关系中是最强的一种判断，他的性质与弱化了的比如、似乎、好像等判断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的意义最强烈。永远亦是如此，在读者是永远正确的原则中，如果说是与永远都带有强烈的决断意象，我们还不如说，这其实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强调，这在句式表达中常有体现。

       关于定理和原则。定理和原则最大的区别是，定理是有条件的，是可以推理和证明的，原则则不然。原则是一个理念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无须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读者是永远正确的是一个原则而不是定理。

      逻辑无法解释原则。逻辑在有些领域是最喜欢被用来骗人的，你可以说，你是东西，或你不是东西，这并不表达这两个句式所表达的意思已经相反。同样的还有，我差点摔倒，和我差点没有摔倒等句式。在原则的理解中，用单称判断去解释全称判断当然更让人无可奈何。